[36]参见梅扬：《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70页。
在宏观层面，尊严作为人的内在价值，是所有基本权利的合法性来源和逻辑前提。从生物识别信息作为敏感信息的特殊性角度出发，首先，针对信息主体的控制和决定权，《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对敏感信息的处理除应当基于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外，同时明确了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向个人告知的一般事项和额外的告知事项，包括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该条规定：1.任何人享有就与其相关的个人信息获得保护的权利。其一，学者们认为基因并非个人所能控制，并且基因风险在社会中分配不均，那么基因造成的自然不幸不应由少数人承担。首先，如下文所言，由于取得未来被编辑婴儿的同意缺乏可能性，因此代际同意的实现将通过严密保护父母的知情同意权来达成。通过对人权实质意义上的落实，确保人类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不受到侮辱和贬低，即实现了人的尊严的保障。具体而言，于基因编辑的场景下，人的尊严内涵中的部分价值要素可以归于各具体权利之中，包括个人的自我决定权、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隐私权及免于歧视的权利，相对的生命伦理规范也就要求基因编辑实践应遵守知情同意、生命至上、控制风险、保护隐私、生命平等的原则。
问题之二则是：在基因编辑婴儿成年以后，是否应当限制其婚姻自由和生育自由？虽然基因编辑婴儿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作为人类个体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前两项构成要件的成立应无疑问，核心即在于考察对其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甚至剥夺，是否存在有客观合理的重大理由，限制的手段与程度与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合乎比例。产生这一吊诡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尊严这一基本范畴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主观维度和客观维度，这是其成为被广泛使用的论辩武器的原因。二是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办案系统建设。
一些低水平的智能机器系统非但没有起到减负减人作用，反而加剧了增负增人效应。尽管中国司法机关布局改革已取得重要成就，但是中国司法版图革命还远未完成。这些问题不仅会直接对司法公平正义这一核心理想构成现实威胁，还会经由司法环节将其负面效应传导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之中。为了做好司法建议工作，法院就得确定司法建议工作日常管理机构，加强对司法建议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
在线上司法已成为时代潮流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司法大国，有能力在这一方面保持领跑优势，也有责任向其他国家提供中国经验。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重视运用现代科技推进司法改革创新，着力构建先进的司法科技体系，深入推动司法作业模式、正义生产方式、司法质量效率变革。
中国司法机关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承担着诸多与司法职责相关的衍生职能，包括提出司法（检察）建议、指导人民调解、法治宣传教育、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等。例如，受司法为民传统的政治约束，改革者不能采用中国古代或其他国家提高诉讼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的方式，如提高诉讼收费、案件审理执行的迟延等，来抑制国民的诉讼需求，实现非诉化、无诉化的目标。（三）深化司法程序改革 在现代纠纷解决体系上，司法具有其他争端解决机制不可替代、不可撼动的独特地位。未来诉讼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进一步推进诉讼形式多元化、精细化，提高司法效率。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20ZDA033）的阶段性成果。从2015年起，在北京、上海开展将铁路运输法院检察院改造为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的试点工作，探索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按照管理主体和管理事务的性质，司法机关内部管理事务大体上可以分为党务、政务、业务三大类。这场革命给经济社会体系带来的重要变化，就是一个新型市场即争端解决市场的诞生。
跨部门大数据办案系统的建设是对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传统办案模式的重大革新，要求数据共享交换、业务协同办理、办案流程再造，进而更好地互相制约、互相监督。案件管理应充分尊重司法人员的感受和体验，融服务于管理全过程，使司法人员自觉接受、配合和支持案件管理工作。
大数据的威力就在于集成应用。其次，要健全外部攻击、侵入行为的预测预警预防机制，包括网络安全威胁、漏洞、事件等信息研判、汇聚、共享机制，网络安全监测、检测和风险评估机制等，筑牢信息网络安全防护之制度堤坝。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也有利于减少群众办事的劳累。因此，缺乏中央层面的统一部署和督导，这项重大体制改革是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如果随意允许以司法专业化为由增设专门法院检察院，普通法院检察院将逐渐空心化。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司法科技创新存在投入经费多、产出效益低，低水平重复建设多、高水平创新成果少，各地区各领域推进不平衡等问题，亟须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加以解决。一是司法专业化已不能成为设置专门法院检察院的充足理由。应健全落实党政机关依法决策和编制规划程序，完善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机制，落实政府部门依法监督责任，推动前端治理环节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
在政府治理横向体系中，司法机关处于后端治理环节，而其他行政机关处于前端治理环节。未来，应在司法领域规划和实施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对制约司法科技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
但总体上来说，中国的非诉机制特别是民间性解纷机制还未形成与诉讼机制相竞争的能力。因此，需要在中央司法科技工作协调机制的统筹下，制定全国性的实施方案和操作细则。
经过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后，全国法院、检察院已普遍实行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推动建立了以员额法官检察官为主体的司法办案团队。但总体上看，司法智能化还有不少难题有待破解。
大多数纠纷产生于社会主体之间，若不能通过社会自我治理机制得到有效预防化解，就会产生外溢效应，转化为由政府解决的诉访问题。为此，美国联邦司法改革纲要把改善法院与其他权力分支的关系作为基础政策议题，提出探索并推行一套能够增进法院与国会、政府关系的综合方案。尽管中国传统上民间调解等非诉机制在纠纷解决上占主导地位，但在近代以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为树立现代政府和现代法律的治理权威，传统的民间组织和解纷体系遭到了全面解构。深化司法管理制度改革 从20世纪末开始，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场以构建规模更小、服务更优、效率更高的政府为目标的公共管理革命。
快速及时地解决纠纷，让正义尽早实现，是现代司法追求的重要目标。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指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要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主的原则，将预防矛盾纠纷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司法诉讼等全过程，最大限度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
二是司法大数据建设居于全球先进水平。从司法改革推进的历史轨迹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从逻辑上大体划分为从审判方式改革、司法运行机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再到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四个前后相继的阶段。
另一方面，司法在刑事诉讼上具有排他性管辖权，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垄断地位。此后，各地开始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但总体上推进速度较缓慢，各地进展情况不平衡。
例如，在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体制下，不少司法机关设立了代表委员联络工作机构，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日常沟通，以赢得他们对司法工作的支持和点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司法领域科技应用上，完善司法科技创新体系，推进司法全链条智能化，健全司法科技安全风险防控机制，谱写未来法治的美好图景。第二种模式是一些大企业自主创设的交易纠纷解决机制。
新时代中国诉讼程序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以诉讼程序的多元化、精细化促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让小案简案轻刑案快办、大案繁案重刑案精办，让司法公正更快抵达当事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审判方式改革开始，司法改革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与改革开放事业同频共振，与法治中国建设同步共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向同行，经历了由小改到大改、由局部到整体、由低阶到高阶的持续深化历程。
二是加强对算法安全风险的防范。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的规定，司法机关党组履行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不仅领导本单位党的建设工作，而且研究决定司法工作的方针政策。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已出台多项重建非诉机制权威的举措，包括发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加强调解知识和技能培训、建立诉讼风险告知程序、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健全法院委派委托调解程序、完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机制解决纠纷。进入 黄文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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